春風驟起，又到一年“曬”預算時。政府部門怎樣花錢？不管各種預算報表如何晦澀難懂，公眾也總愿意通過媒體并不專業，有時甚至是一知半解的不精確解讀，了解各地財政花銷的特點和現狀。在北京市陸續公布的提交人大審議的98個部門預算中，有一項并不起眼的花銷悄悄地躺在財政賬本里，名目叫做“輿情監測”。 這筆費用雖說數額不大，但卻相當普遍。《新京報》公布的預算表格顯示，北京市高院“輿情監測系統”預算70萬元，市旅游委“微博微信及新聞監測”90萬元，市人社局“輿情監控”89萬元，市文物局“輿情監控、微博工作專項”10萬元，市紅十字會“輿情監測系統”50萬元，市政市容委“網絡宣傳及輿情應對”20萬元，市住建委“輿情監測”31萬元，“網絡發言人及政務微博運營費”12.5萬元，此外，規劃、園林等部門也公布了類似預算費用。 看來，不管是法官、城管，還是綠化、旅游、住建等領域的官員，幾乎都離不開日漸增大的輿情影響，輿情監測費用成為財政經常性支出項目本身就是政府部門重視網絡輿論監督的有力證明。而此前曾有輿論分析，隨著輿情監測產業的興起，各級黨政機關已經成為輿情消費的主要客戶，甚至，一些刪帖公司把目標集中在受到網絡輿情負面影響的部門和官員身上，以此牟取暴利。 重視網絡輿情，初衷是隨時發現網絡輿論中出現的涉及本部門的問題，及時處理對部門和所屬官員的舉報，防止網絡影響下的“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因此，很多政府部門更重視網絡輿論危機應對的及時性，不惜花費重金，專人負責，關鍵詞檢索，開通微信微博，甚至向社會輿情機構購買各種可供參考的犀利觀點和敏感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部門在這筆費用中，還直接列支“媒體宣傳和應對費用”，其實，這并不是傳統意義的封口費。在以往發生的新聞敲詐和封口費事件中，一些地方和部門面對媒體記者抓住“把柄”威脅公開曝光的時候，會支付給媒體和記者廣告費、發行費、宣傳費、好處費等名義的大筆資金，但這些花銷一般不會體現在財政決算中，更不會“未卜先知”地出現在預算賬目里，而是以下屬單位核銷、相關企業出資等隱蔽方式處理。 由此可以看到，這些列支的“媒體宣傳和應對費用”可能是輿論危機時購買媒體版面、時段的花銷。對于相關部門和官員而言，與其暗流涌動、被動應對，不如主動出擊、未雨綢繆，過去戰戰兢兢暗地里支付“封口費”，而今變成政府陽光賬本上的公開支出。需要注意的是，一旦網絡危機公關成為部門日常花銷，并且名正言順、不斷增多，可能會助長輿論交易和媒體腐敗。個別官員為了化解危機、逃避責任，可能會以此收買媒體，因此，如何對逐漸增多的輿情監測費用進行社會監督，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 同時，人們發現，越是窗口單位和與公眾日常生活關系密切的部門，往往輿情支出越大。“輿情監控”費用在文物部門要花10萬元，到了旅游部門就要花90萬元，紅十字會花50萬元，到了法院就要支出70萬元。從這一角度看，輿情監測費用多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部門面臨的社會氛圍和輿論壓力。 由此，也需要對輿情產業加強監管，不能讓輿情收費變成糊涂賬，建立行業標準、收費規范，制止刪帖屏蔽、有償新聞等依靠危機公關謀取不當利益的做法。與龐大的財政開支相比，輿情監測雖然涉及錢款不多，但畢竟是政府資金投向的新興領域，需要人大常委們審慎警惕的目光，更離不開審計人員監督忙碌的身影。
